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口现象，人口平均年龄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7岁，对应的是极低的经济增速；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岁，对应的是中国gdp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对应的是经济高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本来是中国制造业强项的行业纷纷落地东南亚各国，有关中国人口红利的恐慌就一直蔓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此前经历的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量供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在过去30年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给正是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动力之一。
应该看到，当前劳动力成本约束，其实主要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约束，是传统增长下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所导致的结果。只要能保持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低于工资增长，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约束。因此，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才是破解劳动力成本约束的关键。
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增长动力的丧失，所以，只要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源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劳动力成本约束也就会随之消失，经济也将在新的方式下继续增长。
创新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新增长动力必须从创新中去寻找，而离开了高素质的人，创新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虽然正在消失，但质量优势却不断增强，这无疑为创新能力提高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以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企业战略规划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将大幅度增加，从事研究与发展实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将翻番。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5160万人，相当于美国和27个欧盟国家从事研究开发人数的总和，这些人力资源将为我国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为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提供强力支撑。同时，面对经济结构转变，我国的人才储备仍显不足，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只有10%的大学生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仅1万人左右，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产业如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信息产业等领域，人才的缺口很大。
为解决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人才储备的不足，我国政府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加强中外合作，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职业教育改革将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总体来看，虽然国内面临着并不乐观的内外形势与客观条件，但是以“改革与创新”为新的增长动力，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变。具体来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包含发展目标又包含发展手段，为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实施发展策略、保证政策执行提供了基础保障；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取代逐渐弱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以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通过向新兴市场提供融资，促进新兴市场加大向中国的采购，以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发展；同时，在国内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技术创新、互联网发展也将推动产业转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深化改革，将促进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的转变，为中国企业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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